fh 周恩来的谈话虽然带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图，却也表明了中共在出席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时，所抱有的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
[43] 从这一点来看，民事执行领域应用间接强制的动向可以成为参考。[52] 藤田宙靖：《行政法Ⅰ（总论）（行政法Ⅰ総論）》，青林书院2005年第4版改订版，第110页。
同《关于直接强制的一个考察（直接強制に関する一考察）》，载于《立命馆法学（立命館法学）》第312号（2007年），第5页。然而，要留意的是，其另一面是有点间接强制的意味，因而其范围就可能变得模糊不清。[45] 最高法院2002年7月9日《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56卷第6号，第1134页。对于不履行行政上义务时如何处理，是法的执行体系问题。[24] 宇贺克也：《行政制裁》，载于《法律家（ジュリスト）》第1228号（2002年），第50页。
[27] 同样以罚款为名，却又属于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罚。（对于法国法的现状，学术创新研究2008年度研究员福重智子仍在持续研究之中（未公开发表））上述最高法院判决的启发是，日本法的执行体系的应有目标在于强化行政执行模式的要素。对中央地方财政分权进行合宪性检视的首要步骤，应该集中在其与国家任务的关系方面。
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使公民有机会参与并受惠于财政体制——毕竟，公民权利保证和落实是财政分权的前提和目标。其次，通过建立系列配套制度为现代公共财政提供了制度基础，包括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税收管理体制、改进预算编制等。[12] 因此根本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央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策略的选择：一方面必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使其将财政收入优先用于发展经济。这种分权的制度化安排是现代政治的独特后果。
首先，需要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来源，确保中央政府的主动权，税种和税率只能由中央政府确立，明确各税种的征收主体，逐步落实税收法定的现代政治原则。——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
以分税制改革为例，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转变的节点，实际上重新塑造与整合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23] 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并且其在地方事务的自主权力构成了对于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潜在冲击——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这种冲击还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不仅与我国的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高度统一化的执政党结构有很大关系。 摘要: 中国宪法不仅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作为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时也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单一制国家结构以及权力分工等规范，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确立了规则、界限和方法。
[13]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讨论兴起之时，关于地方模式的话语也悄然流行，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包括广东模式、重庆模式、苏南模式、浙江模式等。其三，纵向与横向的权力分工之于财政分权的关系。 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为财政分权设立底限 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讨论，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宪法规范确立的单一制国家结构。财政分权与横向分权存在并立补正的关系。
从宪法文本和规范的角度观察，两种分权体制存在两种互动形态：一方面，横向分权中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构成了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制约，使其保持在必要界限之内。[19] 有学者通过分析1953-1998年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认为在财政资金净流入地区和财政资金净流出地区之间存在着矛盾，对于财政转移支付也形成了不同的态度，并且通过地方政策来抵消或强化制度的影响。
[16]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认知前提是，政治体制保持不变、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上级人大不仅享有对于本级财政预算的审批权，同时也享有对其区域范围内各级财政预算的审批权。
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实践中，分税制事实上强化了中央政府对于财政的汲取能力，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形成了对于地方政府的有效管控。[3]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权分配制度长期不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来，宪法和法律不能对分税制度产生刚性制约作用，这不能不说与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根本要求相去甚远。从一个侧面讲,分权过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根据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不同进行的制度创新分工,中央政府分工进行那些更为基本层面的有关改革宏旨的制度创新,而地方政府分工进行那些更加具体的制度创新。而宪法变通的观点认为只要地方改革试验符合人权保障的原则，而且没有损害任何全国性利益，即便其合法性乃至合宪性存在疑问，地方试验仍应受到宽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博弈中以复数出现的地方政府并非统一整体，而是各自为政且利益冲突的个体，因此单独的地方政府很难真正改写既有格局。分税制虽然在整体比例上，使得中央与地方力量对比的优势愈发分明，但是也从反面肯定了地方利益的正当性。
经济权力的扩张，改变了地方在国家结构体系中的法律角色，使地方由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附庸转而变成了代表自身利益和经济独立性的法律主体。参见张杰：《地方模式：探索中国道路》，《财经文摘》2012年第11期。
（三）手段—影响的合宪性检视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受制于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强调中央政府的至高权威，包括了对于财政资源的掌控。其四，如何在宪法规范内部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确立界限与方法。
以司法权的地方化倾向为例，在涉及到当地利益时，法院往往作出有利于地方（往往是政府或企业）的判决。就此次改革的短期成效而言，显然达到了其预设的目标：首先，基本廓清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配置，从而为建立制度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财政基础。
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最深切关怀，是先进知识分子能够超出器物一端，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3] 对此情形，显然不能用政治话语试图遮蔽实质问题，但武断作出合宪或违宪判断也是不明智的，而是需要深入到宪法文本和规范之中，运用宪法解释和规范分析的方法，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宪法学的解答。[5]此亦可以体现在中国宪法的文本中，并概括表述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8]而日本则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色彩，旨在推进地方自治：税收划分为国税和地方税，国税由中央或中央派出的机关直接征收，地方税则由都道府县和市町直接征收。
否则动辄依赖国家或其上级政府的财政补助，如何能独立作为？[14] 如果说在单一制国家中的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于中央权威的挑战，那么地方制度创新与此不同：地方政府的先行试验往往得到了中央的默许、认可、甚至是鼓励，中央政府也乐于通过地域性的实验形成较为成熟的经验、并加以推广。行政权对于财政分权的控制更加明显、也更加直接。
[10]郭小聪：《集权与分权.依据、边界与制约》，《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二）地方性权力的独立利益倾向 与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倾向一致，作为地方权力分支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必然也沾染了独立性倾向，这种倾向是对于中央与上级管控的合理反应与理性背离——虽然从地方代议制的政府构造来看，这种独立倾向是无可厚非的，地域化的权力可以保护该地利益并且提高当地竞争力——但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而言，显然有损中央的管控能力、破坏了统一的市场规则、且产生了负外部性效应。
[14]赵永茂：《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理论与实践》，翰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27]杨光斌：《地方分权:中国经济改革的主体模式及其政治含义》，《开放时代》1995年第1期。
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宪法确立的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任务要求最大限度释放地方财政，以激发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因此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零和博弈中，地方政府必然据理力争，维护自身的利益。[7]此结果可以部分归功于财政分权的优势所在：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权和税收返还制度，促使地方政府有能力和动力发展经济。
最终，上述问题折射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维度上，形成了一幅斑驳错落的政治影像：中央财力的急速扩张及其无所不能的表象，而实际上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和效果却在递减。因此从横向分权的各个权力分支观察，横向分权构成了对于财政纵向分权的有力约束，从而保证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的财政管控。
[6]相关研究表明，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以维持其预算平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从宏观上调节、控制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差距，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占财政收入的20%左右。
对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可以通过信息优势的角度理解：即地方政府更能贴近该地的真实情况，了解当地发展的真实需要和居民的真实感受，由此所作出的决策也更加趋于理性化。或许更重要的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使得地方热衷于通过专项资金进行地方性基础设施建设。
